向下的青春：想往高处走 却向低处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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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失业群落
作者：何忠洲 郑褚
唐家岭是东北旺的延续。
还在2003年，上地软件园还未建成时，东北旺是那些在中关村工作的年轻人聚居的理想场所：房价不高，离工作地点又不太远。
而更早，六郎庄一带是更为理想的聚居区，那里离中关村更近。至今，那里也仍然还有着大批的年轻人居住。只不过，一到上下班的时间，全是骑自行车的年轻人，黑压压的。
可是，平房在不停地消失，房价在不停地上涨，消费在不停地增高。
在中国人民大学西门外，同样属于打工一族聚居区的“小南庄”，消费是以床位来计算的。那里，一室一厅的。学生宿舍”，一共睡12个人。每张床位，月租金250元。
于是，越来越多还在北京寻梦的年轻人，一拨一拨地开始往北京周边的郊区寻找更为合适的居住地。丰台岳各庄的大井、小井；朝阳区的酒仙桥、太阳宫、龙王堂；海淀的清河、小营……
甚至远在昌平的沙河与阳坊一带，“这里也有很多你找的那种大学生。”一位在阳坊居住的朋友告诉记者。
区别于老国有企业大批的下岗工人，社会学家，把这个群体命名为“新失业群体”。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报告指出，目前我国每年实际新增劳动力均在1000万人左右，只有40％~50％能够实现就业。其中，15至29岁的青年总体失业率为9％，高于目前6．1％左右的全社会平均失业率，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为长期失业。
一个新的趋势是：这些新失业群体，不再是一个概念下的群体。在北京以及其他一些大城市的城郊，在各个大学周围，在现实的各种压力下，伴随着这些人的呼朋引伴、集中居住，一个个未就业大学生群落开始形成。
虽然，这一群落目前在各个聚居区里也并不显眼，甚至被各种更大的商人群落、亲友群落所屏蔽交叉，但是，这仍然是值得研究的—个群落。
在大学生就业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的时候，有社会学家警告：当大学生就业成为普遍的老大难问题时，他们将对整个社会形成巨大的冲击。
现在，这一群落出现了。
来自互联网的一篇文章，这些大学生是这样自述境遇的：
我们是怎样的一代人
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我们还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勉强找份饿不死人的工作。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发现房子已经买不起了。当我们没有进入股市的时候，傻瓜都在赚钱；当我们兴冲冲地闯进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成了傻瓜。当我们不到结婚的年龄的时候，骑单车就能娶媳妇；当我们到了结婚年龄的时候，没有洋房汽车娶不了媳妇。当我们没找对象的时候，姑娘们是讲心的；当我们找对象的时候，姑娘们是讲金的。
这样一群人，与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中关村一带创业的年轻人不一样。这些大学生见到了更多的繁华与破败的对比，体验了更多骄傲与低鄙的落差。
尽管被采访者李竞告诉记者：我都觉察不到自己还是什么大学生。但实际情况是：当他们聚居于一起，他们更容易对自身的命运与境遇进行反思，更容易也更渴望在这个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唐家岭京百万招待所的老板说，尽管全是年轻人，但是大学生还是比较容易辨识出来的，他们一般不会满身尘土，说话办事也不一样。
李竞曾经向记者讲述一件事。尽管整个唐家岭是全天候的电子监控区，一进唐家岭，高耸的标志牌就提醒你，一举一动尽在掌握。但是，李竞就亲见一个同伴，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回去躺着就睡觉。那种压力的力量，有时候就会外化为破坏力量。“我在一个小巷子里亲见他拾起砖头，无缘无故地砸坏一个公用设备。”
他们对社会的关注也较一般人高。电脑与网络成了他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就在唐家岭，每个月只挣一千多元、勉强够糊口的年轻人，却往往有着不错的电脑，整天能够在网上泡着。
这形成了他们对社会更为主动的看法，对社会种种弊端的认识也更为清晰。种种新闻与传闻，在他们这里都得到有效的整合，成为分析社会极具说服力的证据。
最初，找不到工作，人们把注意力的焦点集中到他们自身问题上——眼高手低，高分低能……不一而足。但是，当他们形成一个群落，每个人都发现原来不仅仅是自己没有工作，空读了几年大学，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这个时候，对于群体的思考就开始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说，这是一个需要引导的群体。
但是，这种引导现在还没有完全摆上台面。尽管失业大学生也被纳入城市的低保范围，尽管政府也出台了大学生创业免税政策，甚至有一些小额贷款的发放，但是，一个系统的引导体系显然还没有，甚至连相关的系统研究都还没有。
想往高处走 却向低处流
对刚进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既无社会人脉，也没有权力授予的社会位置，他们的机会只能依仗市场型进入这一条通道。而目前留给这些年轻人的市场通道还很狭窄。
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盖森和他的同学们，开始关注蜗居在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的大学毕业生群体。他们在一份“调研中国”的选题报告上这样认识这个群体：这些人有学识、有文化、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如果没有人去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不去倾听他们的诉求，近者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远者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他们的诉求若是变为剧烈的反抗，相信我们的社会是无法抵御的。”
一位经济学家也表达了同样的焦虑。在今年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说：“我对于最近流行的分析感觉到非常的怀疑，就是说现在我们社会有两种(人群)，一种叫精英，一种叫草根，或者叫大众，我对这种分析表示担忧。”他认为，走向社会稳定，实现持久繁荣，需要有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基础。
而各个大城市的角落里，渐次出现的大学毕业生廉价聚居地，似乎正在印证这种忧虑：大量受过教育的年轻阶层找不到上升的渠道，底端的部分还在扩大，社会的下沉拉力在增大。
2005年，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在其名作《下流社会》中，提出了下流社会的社会学概念：这个群体以20到34岁的年轻族群为主，最大特征并不仅仅是低收入，更在于其“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的全面下降。”而这些低消费、高自闭的东京涩谷年轻人形象，从 2004年起在北京昌平区的沙河镇渐渐多起来。表面上看，他们似乎对人生无所求，1000块以上的工作，就可以达到生活目标的底线。然而这样的工作也是时有时无。
三浦展将年轻人的“下流化”归因于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在这个财富分配分化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宛丽把社会提供的上升渠道分为三类。 “从目前来看，大致存在三种社会地位资源配置关系，即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及社会关系网络。受这三种社会资源配置关系的影响，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产阶层的来源可对应地分为三种进入渠道，即行政型进入、市场型进入和社会网络型进入。”张宛丽说。
往下类推，而对刚进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既无社会人脉，也没有权力授予的社会位置，他们的机会只能依仗市场型进入这一条通道。但现实是，真正能依靠市场开放分享到社会进步产生的财富，并获得自我提升的普通人，比例还很少。按照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晓虹曾主持的调查，以月收入5000元是中产为分界线，中国五大城市中的中产阶级比例为11.9%。
盖森和他的同伴们在调研中，从当地的理发店的接客量估算出沙河镇大概居住着5万名左右拥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不仅是昌平的沙河镇，海淀区小南庄，上海的松江地区,几乎中国所有超大城市的角落，都有这样的所谓知青部落。他们并不是社会中的赤贫者，但和在平均社会生活线下的群体相比，他们内心的冲突和煎熬或许更激烈痛苦。
三浦展的书中描述，“下流社会”的年轻人无法从自我主张的路中走出，虽然处于困境，但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只是对社会不满。租住在沙河镇的林华和他的同学不满的对象是就读的学校。四年大学收获了一个人生经验：“绝不要让你的孩子进民办大学。”他们憎恨这所除了收取更多学费，却没有给出相应回报的学校。如果说给了他们什么，那只是比市场需要更高的自我认识和人生期望。而这成为找工作时折磨他们的根源。做汽修店学徒，一个月800块钱，从事这类工作在上大学前是不可思议的。
评论：别让他们看不到未来
□秋风
这些大学生毕业生毕竟还有一些希望，他们与一般的贫民不，接受过一定教育，最希望有一天能够向上流动
科举制度把教育与做官联系在一起，所以，古代中国的教育就异常发达。进入近代以来，政府又受种种“教育救国”的口号及“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人力资源”的经济学教条的鼓动，把本就有限的教育资源高度集中于高等教育。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学商业化更是促使大学走上了疯狂扩招之路，将教育过剩严重放大，结果，扩招之后毕业的大量大学生，找不到与其期望大体相符的就业岗位，在各大城市郊区出现了高知特殊部落。
当然，大学生毕业之后从事普通职业，甚至从事某些低收入职业，原是正常的，大学生们自己大约也不再以“天之骄子”自居了。不过，这些大学毕业生毕竟还有一些希望，他们与一般的贫民不同，接受过一定教育，最希望有一天能够向上流动。对于已经投入了大量精力、资金的大学毕业生来说，这原是正常的希望。而只要有这样的前景，那大学刚毕业时期从事低收入职业，就不会成为问题，反而可能成为一笔宝贵的人生经历。
真正令人担心的是，目前从事低收入职业的大学毕业生，在现实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动的机会似乎不多，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正在认识到这一点。而此类大学毕业生聚居一处，很容易导致这种认识的扩散。这将会在他们中间制造出消沉、无奈的情绪。果如此，则这些高知未就业群体就将成为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这不是危言耸听。现代以来，德国、日本、拉美诸国，都曾经形成过这样一个大学毕业的贫民群体，种种反体制、反权威甚至反社会的极端情绪，以及反对市场体制、反对法治、反对民主的极端意识形态，均发源于这个群体，或者经由这个群体向社会其他群体扩散。在国内，仇富心理、仇官心理、极端民族主义等极端观念近几年抬头，即与大学毕业生贫困群体的形成、扩大，有一定关系。
好在，在中国，这个群体形成时间不长，其反社会的心理尚未根深蒂固，如果社会各方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或许可以使问题不至于恶化。若不能在中短期内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扩招制造的大学毕业生源源不断地加入这个群体，问题很可能有恶化的趋势。
出路何在?秘鲁著名学者赫尔南多德·索托的探索十分具有启发性。在第三世界国家，大量人口通过种种渠道走向城市，其中当然也包括接受大学教育者。但他们却遭到城市、遭到国家法律制度的排斥，德·索托将这样的法律体系称之为“重商主义制度”。这种制度通过法律或政策、通过资助、税收、特许权，借助繁琐的登记、申请手续，构筑起一道合法的创业及产权壁垒，堵塞穷人创业的机会。结果是，穷人被排斥在正规体制之外，他们对社会、对政府产生强烈的怨恨，而且也情绪性地反对现状、反对资本和权力，甚至成为光辉道路那样的恐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
德·索托提出了应对这种情形的“另一条道路”，那就是，政府调整、改革自身的法律体系，承认穷人创造出来的产权制度，使他们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人力资本，可以最便利地创业，从而成为新兴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市场就为城市边缘的穷人提供了改善自己境遇的机会，穷人能够看到自己的前景，这自然有助于化解穷人对于体制的怨恨。
在中国，目前的种种歧视性的法规、政策，也构筑了一道相当高的壁垒，私人企业发育受到阻碍，穷人创业难度很大，这些让聚集在城市周围、从事低收入职业的大学毕业生们难以看到自己的未来。
要让他们看到未来，就必须拆除这道壁垒，让他们更容易获得利用自己的技能和创造精神的机会。当然，拆除、或者哪怕是降低这道壁垒，确实牵涉到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的方方面面，按照德·索托为秘鲁所开的药方，政府应当大幅度地简化设立企业的登记程序，鼓励大学毕业生创业；政府应当打破户籍制度，更积极地保护私人财产权，包括承认农民对土地、房屋的产权，允许更多的资源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这将大大增加来自乡村的贫困大学毕业生的资本；政府应当致力于打破垄断，给私人企业以更大发展空间，从而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政府也应当改变重商亲商的政策，使劳动者可以在更公平的制度框架中维护自己的权益。
凡此种种变革，应当说，难度确实相当大。但是，“居安思危”远比“亡羊补牢”要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