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下的青春：想往高处走 却向低处流 (1)
关键字：青春 往高处走 向低处流
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持续多年后，一个新的群体态逐渐浮现。他们中的一些人聚居一处，弥漫着消沉和无奈的情绪。而社会要做的：如何让他们看到未来。
“高知”贫民村调查
在北京，这个在社会学上被命名为“新失业群体”，开始越来越庞大，并且在北京的周边地区，逐渐形成一个个群落
太阳一往西移，唐家岭就开始拥挤不堪。保持着几分钟一趟的速度，一辆辆公交车，犹如卸货一般，将满车厢的乘客吐了出来。本来就只够两辆车并行的街道上，瞬间便全是人。路边的摊贩开始起劲的叫卖在浑浊的空气里已经无法分辨出味道的熟食来。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最靠边的一个村子，隶属西北旺镇，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再往西一点，就是昌平区的地界。
不过李竟没有上班，下午五点半，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离站台不远的一个熟食棚里，埋头狼吞着一碗牛肉面。从早上吃了一个烙饼到现在，他连午饭还都没吃。
此时，和他住在一起的黄玉清还没有下班，一墙之隔的罗平与胡小杰刚刚在中关村挤上公交车，一个小时后将到达唐家岭。
这是李竟一天中差不多最舒服的时候，夏日的溽热即将退去，而吃饱了肚子，已经在屋里窝了半天的他，浑身的劲就都来了。
“吃饱了，一天的窝囊劲就都散掉了。”他说。
落脚唐家岭
李竟在屋里已经窝了快两个月了。在离唐家岭车站站台大概三四百米的距离一溜铁皮架子搭建的平房，靠边的间，李竟就住在那里。
就在这个被李竟强调是“住处”、而不是“家”的地方，他已经住了整整一年。这也是李竟大学毕业后一直呆着的地方。
一年前的7月1日，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卷着4年前入学时学校发的一床被褥，一个脸盆，一个揉巴着几件衣服的皮箱，几捆合不得丢的书，李竟来到这里。
年纪轻轻的他，提起往事，已有不堪回首的唏嘘。
今年24岁的李竟来自河南安阳农村，2002年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尽管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19％，但是对李竟来说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根据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卫宏当时对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科技大学等院校的实证研究，全国平均城市万人录取数是农村的4.25倍，城市享有的高等教育机会远远高于农村，差距极为明显。
4年大学生活，李竟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过着“三点一线(课堂一宿合一食堂)”的生活。
和高中时对大学的想象很不一样，等到李竟上大学时，有关大学生跌落凡尘的故事已经遍布于社会。从杀猪卖肉，到卖冰糖葫芦、烤羊肉串，“天之骄子”的光环已经不再惠顾这一群体了。
2006年5月，教育部高校学生司负责人说，大学生定位为普通劳动者。
李竟回忆说，“学校里当时议论纷纷，我从报纸上看到印象最深的一句话说现在的大学教育：收费精英化，就业大众化。”
这已经是大学生就业难在中国上演若干个年头之后的事了。
自从1998年中国高校开始扩招，到2002年左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就一年胜过一年。
根据2006年12月份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7年，中国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口将超过2500万人，而新增的就业岗位加上自然减员一共只有1000万个。而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全国11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调查表明，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仅占新增就业岗位总量的22％，但在2007年，有495万高校毕业生等待就业。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
紧箍咒是从一入学就戴在每个同学的头上的。
李竟说，我原本是满怀理想、壮志凌云的，以为上了大学就可以如何如何?但是入学的第一天，—个师兄就告诉我们，好好学习，希望将来能够找个好工作。
不过，这些并没有太影响李竟，甚至在2006年开学不久，学校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还曾经专门组织过一次关于大学生就业的讲座，一个专家在台上讲，“现在的就业形势是：好工作就业单位不要人，赖工作大学生不愿意去。”他说，大学生就业，应该放低眼光，着眼长远。
李竟当时甚至觉得好笑，因为那个时候，他参加了研究生考试，正在等考试结果。“我当时就想，我都考研了，着眼还不远吗?”
就在这个时候，团中央、教育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又组织大学生到西部去。任期结束，他们能够享受考研加分等优惠政策。
同年2月，北京市首批招聘2000名大学毕业生，到郊区担当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和村委会主任助理。
这些，李竟正忙于考研准备，并未太放到心上。
但是，到2006年的4月，考研未成功的消息突然使得李竟极为被动。他突然发现找工作是一件如此令人难堪的事情。那两三个月里，尽管每天早起晚归，在中华英才网的求职栏里，他也不知发过多少电子邮件(“反正每次都很简单，复制粘贴，然后发送。”他说。)，面试次数连自己也数不清，但真正有意向签约的却屈指可数。曾经有一家公司，答应了和李竟签，但是李竟稍微犹豫了一下，因为他觉得也许还有更好的机会。但等到他决定去签的时候，那家公司却因为在约定的时间里他未到而另招了他人。
按照规定，到了7月1日，毕业生都要离开宿舍。之前，离别时刻的发泄都已尽兴：拼酒、摔酒瓶、酒醉痛哭，散伙饭也已经吃过，离校成为必然，而找一个住处则成为了当务之急。
在唐家岭一带找地方住就成了必然的选择。“我当时还想再考一年研的，那里离农大不太远，以前黄玉清在那边住过。”黄玉清并不是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的学生。他和李竟来自同—个地区。在民办高校中国软件学院读书期间，他有一段时间在外面租房子住，就在唐家岭一带。那时，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租金是150元，很多年轻人都还住在东北旺，那里离中关村更近。上地软件园那时也还没有完全建成。但是，两年之后，同样的房子已经涨到300元。
卷着铺盖的李竟在黄玉清的带领下，在唐家岭住了下来。
群落正在形成
罗平与胡小杰也是大学生。不过一个是大专生，—个来自某所并不出名的民办学校。他们比李竟还要早住进这一溜儿平房。四人均来自农家。
在李竟住进后不久，只有一墙之隔的他们就混熟了。“有时候有事情我们懒得敲门，直接捶墙。”胡小杰说。
相比于黄玉清、罗平、胡小杰等人，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的李竟还是显得有些特殊。“毕竟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说出去好听一些。”
但是很快，李竟便不愿再在人面前提及自己毕业的学校了。李竟开始打算边找个临时工作干着，边利用空闲时间准备考研，“毕竟考过一年了，不需要一开始就专门来准备。”于是，在黄玉清的介绍下，他到中 关村找到一份卖电脑的临时工作。底薪800元，按销售利润提成15％。但是一个月后，李竟颗粒无收，竟然连一台电脑也未卖出。“还是太面，见到生人张不开口，更重要的是他不会和别的人一样去抢生意。”同在一起卖电脑的黄玉清说。
就在卖电脑期间，李竟又认识了在海龙电子城站柜台的程娟，不过，她并不是大学生，她高中毕业后就跟着叔叔出来了。
当时，他们正找房子，李竟热心地告诉他们唐家岭的情况。于是他们搬到了唐家岭。在那里，出租求租的牌子与纸条到处都是。
而程娟在找合租伙伴时，碰到了女孩“素素”。
再加上原本住在这一溜铁皮房子的一些人很快都混熟，这个圈子在唐家岭越来越大。
记者询问到底有多少熟人在这附近，李竟想了想说，“都是年轻人，不下四十人吧。”
这是唐家岭四五万外来人口中的几个。而本村村民，才三千多人。正是这些外来人口，成就了每天上下班时，唐家岭街道黑压压一片的局面。他们，基本都是年轻人，每个人都在唐家岭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圈和交往圈。
而大学生，成为了这个群体里面比重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人。
不过，李竟并没有和他熟悉的这近四十人很频繁的来往。下班后，更多的时候，他窝在屋子里看书，这使得他与众不同。而更多的年轻人，则到街道上四处逛。那里，音响和叫卖声混成一片。
李竟经常与大家见面的地点是在唐家岭公交站的站台。即使是失业之后，窝在家里，“每天连午饭都懒得去吃”，李竟还是会在唐家岭的街道上出现。
隔三差五，他会碰到一些同病相怜者。罗平也曾失过业，在那段时间，懂一些技术的他做过一段时间的电脑修理工。这使得他接触到更多居住在唐家岭街道一线的年轻人。以后经常在街道上碰到了，大家就会招招手打个招呼。
不过，电脑修理工，这仍然不过是个短工。在李竟认识的那些年轻朋友们中，绝大部分都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也不乏车轮战般的换工作者。
导购、营业员、餐厅服务员、业务员……甚至散发广告传单，李竟还一度尝试找家教做。按照行情，每个小时能够有30~50元的收入。他甚至曾经贴出条，表示愿意家教和家务一起做，但是最后没有人找上门来。
他所做的都是些临时性的活儿。这些临时性的活儿，在大家眼中，本来就不算是工作。好在，每个月都有些收入，而且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梦想，大家也都相信，梦想总有实现的一天。
尽管在唐家岭，这里的生活环境算不上好。然而其优势也是明显的。首先，这里生活成本远较市内低。在遍布于这条街道的二元店、三元店里，很多生活日用品都可买到。就是吃食，譬如牛肉面，别的地方卖五元，这里卖三元。
更重要的是，这里离中关村、上地软件园都在一个小时的车程范围内。从2006年，北京公交降价后，拿着公交卡，只要花上四毛钱，他们就能够坐上一两个小时的车，到需要去的地方。虽然有时候也很费时间，但是对这群人来说，最不值钱的就是时间。更何况，就在北京的上班一族里，还有很多人得坐两个小时的车才能赶到工作地点，对于居住在唐家岭的人来说，他们实在是幸福多了。
失业后的困顿
到了晚上七点半，罗平与胡小杰都回来了。记者约李竟等人一起吃夜宵。在狭窄的唐家岭街道的两侧，一到晚上，长龙般的大排档就摆了出来。
为了招揽顾客，大排档的一面是电视，正放着东北二人转。一个光膀子的老头正和一个老妇女插科打诨。一大群人一边喝酒一边大笑。
就在坐下的时候，李竟斜了一眼，轻声简洁地说：俗!不过，和着毛豆、花生，几杯啤酒下肚，李竟的话开始多起来了。在唐家岭的日子并不让人快乐，总有来自外界的很多压力，“使人憋闷”。
自从毕业，李竟就没再回过中国农业大学。一次，同班同学在聚会，李竟也兴冲冲地前去参加。分别数月，同学见面分外亲热。但是，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同学之间的差别就已经出现了。有如李竟般无业却正在准备考研的，也有很快就进入社会角色，在社会上颇有大展拳脚之势的。分别时，一位北京本地的同学开着轿车，“走，带你一程。”那个同学说。“不，我自己转转就回去了。”李竟几回绝。但是存回去的路上他心里却堵得慌。于是忍不住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电话是大姐接的。
问了几句家里的情况，大姐便开始问他的状况。“总不外乎我怎么样有没有钱用这些话，那时我就在唐家岭这边窝着，什么事情也没有干，但是我得告诉家里我很好，有事情正在干着。”李镜后来说。
电话随后转到邻居家小孩手里：李竟哥，我再过两个月就初中毕业了，想出来打工，你在北京这么多年，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份工作啊?
李竟一下子愣住了。不过他马上接茬，“好，等到有合适的工作我给你打电话。”
无论怎样，在老家，他是大学生，家里的脸面是要顾着的。但是压力却始终在。经济压力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
在唐家岭住了三个月后，从来不会理财的李竟开始理起财来。他把自己的每一笔收入都一一记在一个小本上。
抛开每个月和黄玉清平摊的300元房租和六七十元的水电费，个人的消耗实际上并不高。为了省钱，他们自己做饭吃，虽然是单间的房子，但是房东在出租房的一角摆置了一些厨具，再添加一些碗筷，自己做饭，每个月的生活消费都能够控制在200元以下。这就意味着，不出什么意外，一个月四百元，李竟就能安然地度过。
但前提是，他能够有点事情干。“而且，我没有办法做到那么节省。”他说。
夜 宵后的结账很快成了一个注脚。原本是记者说明请客的，但是吃罢，当服务员拿着账单过来时，李竟竟然和记者抢着付账。四个人，喝了四瓶啤酒，吃了很多毛豆和花生，花了五十多元钱。
但是，刚刚走出大排档，一个女服务员追了出来，“喂，你们给钱了没有?” 李竟的脸一下子红到脖根。在收钱的服务员回应“付过了，付过了”的同时，他拔腿就走，就这样低着头，一直走了很久，他的话才又多起来。
夜晚的唐家岭备显热闹。大货车贴着人呼啸而过，烤羊肉串架子上烟火缭绕，音像店里摇滚四起。再加上尚未退尽的溽热，街道上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李竟领着记者在人群里穿梭，嘴里开始不停地说话。在一个路口，他突然停住了话头，头抬得高高的，径直往前走。那里，一家成人保健商店，正虚掩着帘子。旁边是一个美发厅，穿着露脐装的女郎高挑着腿在微笑。
腹背受困的群体
对于李竟这样失业的人来说，最难过的倒并不在于生活的艰难与压力。“每个月有几百块钱的收入倒不是很难，吃的差些穿的差些也无所谓，周围污水遍地也能忍受，唯独面对前途，让人很难受。”
在搬到唐家岭后不久，李竟和黄玉清、胡小杰等人就曾讨论自己的命运与出路。开始，考研是李竟的希望，但再次考研失利之后，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就算考上研究生又如何呢?很有可能也只是(失业)缓期执行。”
开始的时候，没有工作，李竟觉得是自己的机会没把握好，因为考研失去了机会。毕竟，同学中间也还是有人找到工作的，甚至也有还很不错的。他也曾自责：大学期间为什么就没有更多地到外面去接触呢?为什么没有多考个证呢?他甚至有过一段时间的绝望期，“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可能确实是我能力不行的原因。”
但是，当他在唐家岭住下来，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自己一样时，心底里的疑惑便与日俱增。他清楚地记得学者孙立平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使他的想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在那篇文章中，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分析说：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是大学毕业生挤在大城市、造成就业结构畸形的主要原因。
李竟曾有过回家乡所在县城找工作的想法，一个选项是去教书。但是，就在去年，他的一个表妹师范毕业，通过各种关系、花了一万多元，才进了镇里的一个小学当老师。在那边，各种政府机构人浮于事，而企业，更是没有多少有生机的。“我要是回去，可能根本就没人要。在北京念的书，好歹还认识一些同学和老师，在老家那边，我什么关系也没有。”
对孙立平提出的“新失业群体”，他很快就对号入座。“我们也是弱势群体，没有话语权。”他说。
但是，在北京又将如何呢?
跨过污水纵横的小道，李竟带记者到他居住的地方。在不到十平米的一间小屋子里，上下层的铁架子床，两张木桌上放着洗漱用具，公共厕所的臭气从一一边传了进来。
“你家里收拾得很干净啊!”记者说。这句话马上得到李竟的纠正，“住的地方，哪能称家呢?”
这又是一个在夜宵时曾经延续的话题。当时，记者问到：万一考研又不成，那你以后怎么考虑?李竟回答说，“不知道，先就这样呆着吧。”说罢，他猛喝一口酒，一时给呛着了，剧烈地咳嗽起来，竟把眼泪都咳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