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销启示录——用高质量的产品传播中华文化是我们每个人的社会责任

--用高质量的产品传播中华文化是我们每个人的社会责任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很多人都知道希望别人如何对待自己，自己就如何对待别人这条“黄金法则”。但是，知道这条黄金法则出自《圣经》的人，就不多了。相反，中国也有一条黄金法则，比《圣经》的这条黄金法则更久远、更优美，那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且被联合国作为人权的基本标准，不但没有被传播到西方和世界大部分地区，而且连我们自己知道的人恐怕也不多。

经济全球化，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知识力量和文化力量的竞争，不同民族、地区或国家的文化，通过高质量的产品传播，已经成为比原材料、资本、劳动力和汇率更重要的经济因素，正在影响其他地区、国家的人民在生活方式、生活习惯、逻辑思维、教育、企业管理甚至领导决策方面的改变。如一支牙膏，中国生产的只卖几块钱一支，而外国生产的进入中国卖34元一支；一块香皂，中国生产的卖10元左右，外国生产的卖125元。由于外国的牙膏、香皂传播了“健康”、“财富”等价值观，中国人买外国的牙膏、香皂，不仅是买“健康”，而且还可以“通过使用产品赚钱”，这不仅传播了西方文化的理想信念、精神信仰、价值观，而且还使牙膏、香皂等商品的价值陡增。因此，利用高质量的产品（包括精神产品和实物产品）传播文化，已经不是一个或几个部门的事情，需要中国人全社会共同努力。

用高质量的产品传播文化，首先必须清除道德上的混乱，充分发挥道德的价值导向和调控作用。

人的活动总是受思想支配的。当一种道德观念为人们所接受后，必然对其劳动态度、工作效率产生影响，这就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生产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经济关系的变化，必然引起思想道德的变化。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引发了人们道德观的过渡性迷惘和新旧道德观的碰撞和冲突。比如我们一方面倡导勤俭持家、勤俭建国，另一方面又以多种“时尚”来诱导人们去消费；家庭中的长者也往往由于自己童年的贫苦生活而对子女一代有一种“补偿”的心态，有意无意纵容下一代养成奢侈的生活方式；我们一方面倡导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另一方面家长甚至老师又在用高学历才能挣高薪诱导子女；婚姻中的“喜新不厌旧”和“妻子与情人并存”现象等等，都是由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引发的道德混淆。

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积极地推动了我们的道德建设，首先是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促进了人们平等观念的形成。人们在经济、政治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过。其次，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促进了人们正确义利观的形成。人们从不敢言利、轻利转向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统筹兼顾，达到义利统一。第三，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机制促进了人们竞争观念的形成。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获得利润，必须在信息获得、技术改造、科学管理上争高低，在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去努力，靠各自的实力去竞争。企业的兴衰、个人的成败同竞争场上的胜负结果联系在一起。面对这种巨大的社会心理冲击，人们越来越重视时间、知识、才能、效率这些维系事业成败的因素。第四，市场经济促进了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和自主意识的形成。人们开始从才能、智慧、贡献、品德综合统一的角度来判断善恶、美丑、功过是非，依此决定褒奖贬惩。

但是，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的道德建设带来了负面的影响。第一是拜金主义思潮异军突起。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由于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和利益杠杆的作用，强化了人们的功利价值取向，使人们长期被压抑的求利意识一触即发。利欲的闸门一旦被打开，而且成为一种时尚，即有可能会使不择手段与尔虞我诈现象成为牟利的孪生子。特别是由于市场经济极大地提高了货币的地位和作用，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可以兑换到人们养家糊口或过优裕舒适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金钱不仅可以维持和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且还可以扩大和提高个人的知名度及尊严。因此，市场经济的趋利性是诱发拜金主义思潮的沃土和温床，如果没有正确的道德价值取向，人们就会被金钱的魔力裹挟进拜金主义泥坑。

第二是价值观向个人主义倾斜。个人主义是以个人的利益、前途、发展为根本、为中心的一种思想，它以自我利益为核心来判断一切事物和行为的善恶。一个人无论办什么事，不是首先想到他人、集体、社会、国家、民族，而是首先想到“我”，一切用“我”的尺度衡量，一切按“我”的意志去行动，一切以自我利益为核心。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由于市场经济活动突出了个人的力量和作用，这一方面提高了人的自主性和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也主张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思想，于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宣传的“个性自私论”、“趋乐避苦”等利己主义思想，便成为某些人为自己的自私行为作论证的依据，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奉为处事之道，把“主观为自我，客观为他人”奉为真理。于是出现了向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由于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和作用，使集体主义价值导向受到了挑战，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调控作用也随之减弱。于是，经济活动中的坑蒙拐骗，政治领域的贪污受贿、权钱交易，文化教育领域的假文凭、假学历等现象经常发生。

在文化领域方面，由于我国具有5000多年的封建历史，封建文化思想和道德意识根深蒂固。又由于改革开放伴随经济全球化，涌入了大量的外来不同文化，强烈地冲击着人们原有的道德体系和道德观念。一方面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还未及时全面、彻底地清理，批判继承、去粗取精、综合创新，古为今用的工作才刚刚起步，优秀的传统伦理文化与封建糟粕还鱼龙混杂，陈腐的道德观念仍顽固地存在，加上不健全的市场经济消极诱因，使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有了新的市场。另一方面，在吸收和引进现代西方先进思想和道德观念的同时，也伴随“引进”了大量道德“洋垃圾”，如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和性解放等，伴随着消费文化、饮食文化、健康文化、美丽文化、财富文化、服饰文化、影视文化的引进而登堂入室。封建糟粕的死灰复燃，外来“洋垃圾”的眼花缭乱，使我国的先进思想、核心价值与伦理道德的传播遭遇不小的障碍。面对道德观念的混淆，我们既不能将它看成发展市场经济必然以牺牲传统优良道德为代价，任其发展，又不能以此否定经济体制转轨。因此，除了加强法律的制裁和调控以外，就必须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一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国家为耻；二是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三是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四是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五是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六是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义忘义为耻；七是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八是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荣辱观为价值导向，充分发挥道德的调控作用，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传播先进文化。

用高质量的产品传播文化，其次必须科学地吸收和扬弃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成果。

当代著名管理大师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过程与西方文化略有不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仍然保留着那些以生命一体的观点来了解的、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对宇宙本原所体悟出的极高明、精微而深广的古老智慧结晶。在西方文化中，倾向于看见的则是由一件件事件所组成的世界；深信简单的因果关系，不停地寻找能解释一切的答案。所以，文化背景不同，认识事物、处理事物的方法也不同。经济全球化，我们透过很多商品可以看出，西方国家不仅出口商品，而且通过研发高质量的产品，创造伴随产品的文化传播学说一起进入中国。只是在产品开发、设计包装等方面许多操作和表现形式上，存在文化背景还没有与我们的文化背景完全相适应而已。这已经到了非常先进的地步。就拿伴随直销进入中国的“健康、美丽、财富”观念来说吧，在直销中，讲影响健康的因素是积极乐观的心态，充足的睡眠，适当的运动，均衡的营养。万变不离其宗，最终还是落脚到保健食品、个人护肤品的销售上。从刚才我们所说的西方“深信简单的因果关系，不停地寻找能解释一切的答案”的思维方法来看，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从我们“以生命一体的观念来了解的、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对宇宙本原所体悟出的极高明、精微而深广的古老智慧结晶”的思维方法来看，决定一个人的健康，不单是靠“积极乐观的心态、充足的睡眠、适当的运动、均衡的营养”，还需要“改变精神”。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就提出使他痛心疾首的民族病根，是因为他在幻灯片上看到许多中国人围着欣赏自己同胞被杀头的情景，这才终止学医的。鲁迅先生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一位被医生诊断为只能再活两年的乳腺癌患者，通过与病魔作顽强斗争的意志和锻炼，居然延续了25年的生命仍然健在就是明证。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振兴中华文化的重要性，而且也可以看出直销“简单、重复、照着做”与我们的理想信念、精神信仰、价值观的区别。再从直销“美丽”的观念来看，直销中塑造“美丽”的方法强调营养、保养、修养。前面“两养”一方面强调保健，另一方面强调美容，都是为产品销售服务的。而修养，也只不过是强调通过参加直销会议培训，学习营养保健、化妆美容知识，加强夫妻感情的沟通改变自己而已，虽然是强调“内外兼修”，但是西方直销的理念并不告诉我们通过“精神上的改变”，做到面目清秀，气质高贵，发于中而形于外的“美”。那么用中华文化来说，美丽的最高境界，就是通过营养保健、化妆美容的内调外养，辅以知识和文化的积累，做到发于中而形于外的结合，这才是真正的美，非割鼻、隆胸所能比拟的，这是一种“贵气”。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2003年，英国财政大臣布朗来中国时曾说，英国在继续进口越来越多的家电、服装和其它物品的同时，英国可以出口一样东西来取得平衡，就是出口英语。它的价值在五年内已从65亿英镑增加到1030亿英镑，大约占英国GDP的1%。一种语言形成霸权，就意味着以这类语言为母语的国家和民族，很容易拥有信息霸权和文化霸权，并影响政治话语权。因此，在经济和文化交流中，我们一定要注意不同地区、民族、国家的理想信念和精神信仰、价值观区别。

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阳光包括七种颜色，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人类文化的发展，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先进文化的世界性是指这种文化自身所具有的面对世界各个民族的胸襟的境界，民族性是指它具有扎实的优良传统，表现为本民族的独特风格。任何文化都是在各自文化的变革继承中，在与世界文化的接触与交流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我们学习和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成果，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吸收，而应该采取科学分析和扬弃的态度。区分先进与落后、科学与腐朽、有益和有害，积极吸收先进的、科学的、有益的东西，坚决抵制落后的、腐朽的、有害的东西。面对对外开放条件下西方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挑战和影响，我们应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其博大的胸怀接纳外来文化的挑战，在激烈的文化碰撞与冲突中实现文化的整合与交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进世界文明的大潮，跻身于世界文明的前列。

用高质量的产品传播文化，继而必须发扬创新精神，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纽带。经济全球化，文化更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中，综合国力是自然资源、经济、政治、科技和教育、外交、国民素质及民族意志力、凝聚力等各种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文化是精神力量的代表，它以精神财富的形式及对别国的影响力、辐射力显示其综合国力。而理想信念、精神信仰、价值观作为文化的核心，在综合国力中显得尤其重要。另外，文化矛盾和文化冲突也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先进文化对于调节社会矛盾，整合民族力量，协调社会运作，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如果没有相应文化环境的形成，人的精神世界的完善，必定是不完美的。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首先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思想根源上寻找差距。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但是十五世纪后中国渐渐落后了。我们贡献了指南针，但在全球定位系统上没有什么贡献；我们发明了火药，但是在原子能以及原子弹方面，我们贡献极少；我们发明了活字印刷，但是在计算机的排版系统和激光排版系统上鲜有贡献。从历史上来看，西汉时汉文帝、景帝以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统治国家，国力极其兴盛。“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即使是今天发达的西方国家也做不到。遗憾的是，到了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以孔孟儒学治国。但儒家的很多代表人物，很少从事生产贸易活动，虽然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金钱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等正确的思想论述，但他们以“清高”著称，视金钱为罪恶。特别是孔子和孟子，一生穷困潦倒，难进仕宦，所传播的思想是缺乏经济理论的思想。中庸之道，虽然提倡主观的、静止的、孤立的观念，但是用这样的思维模式看待客观运动发展的事物，难免会出现偏差。明朝中后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砰然关上，我们的祖先开始躲在自己精心营造的世外桃源里，固步自封。建国后，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生产系统的封闭达到了历史的高峰，人的创造力受到压制。从历史上看，我们不仅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且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令人扼腕长叹。中国综合经济发展水平在这期间降低的根本原因，是包含有生产力论述的中华古文化如道家文化出现了断层。

其次，中国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文化，并不需要每一个步骤都要重复别人以前所走过的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具有强大的后发优势。因为我们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和市场经济接轨的，算起来也不过三十年。但世界上的变化，却在中国社会快速地积累。也就是说，中国完全可以择优而处，可以把世界50年的事情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就经历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要承受变化太快带来的压力，也要牺牲一定的局部利益。

第三，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研发高质量的产品，并创造伴随产品的文化传播学说。经济全球化，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面临跨地区、国际性的竞争。产品的研发，设计包装等许多方面的操作和表现，都趋向于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文化背景相适应，这是经济发展也是市场竞争取胜的根本保障。不管是从国外进来的实物商品，还是图书、影视等知识商品，都充分说了这一点。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最近曾说，“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哪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权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力量的、具有传播性的学说，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中国出口的不是思想观念。”我们无意强权，但是中国是一个有5000多年文化史的文明发源地，我们只出口电视机，不能出口电视机播放的内容，不能出口中国的思想观念，这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利。任何民族的文化断裂，必然导致这个民族的衰退。而民族的振兴，始于文化的复兴。因此，全社会共同努力，振兴中华文化，并对世界文化做出较大贡献，是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的社会责任。（重庆法制报社皮发万  田中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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