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销之“跑部运动”

从直销立法预期到系列法规正式出台，内外资直销企业的“跑部（委）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

外资的政府公关

最初，推动直销立法的始作俑者是外资企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美国安利为代表的外资直销企业密集的政府公关和高层游说，影响了中国的直销立法，这在“厦门会议”之前尤为明显。

安利母公司安达高公司的全球公共事务副总裁侯力威几乎每年都要来中国几次。2004年，他来往中国尤其频繁。

2004年2月9日，商务部外资司副司长邓湛在中美商务理事会经贸座谈会上首次披露，中国将于年内制定直销业相关法律。一个月以后，一个中国代表团访问美国，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商业贸易联席委员会的会议，其中的重要议程就是考察美国政府管理直销方面的经验。这只是安利高层政府公关的一个缩影。

除了高层政府公关，外资企业几乎是全方位的“跑部”。

为了让中国的直销立法能更充分地体现外资企业的利益，外资直销大鳄们通过国际直销协会的名义邀请商务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政府部门的官员、学者频频到国外进行交流和行业考察。他们趁机对这些官员进行游说，希望中国直销立法能够遵循国际惯例，将国际直销模式通过法律的形式移植到中国。在厦门会议以前，带有外资企业意志的立法版本通过国际直销协会、国内的行业专家纷纷涌向立法机构的案头。

为了能形成强大的说服力，外资10家“转型企业”甚至成立了关注中国立法的小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在外资强大的“跑部”攻势下。2004年6月成型的第一个立法版本雏形明显地带有为外资量身定做的痕迹，成为一个“外资先行”的版本。比如，这个版本中提出，直销的企业必须是国际直销协会的会员，要有多年的直销经验等。

内资的“曲线救国”

“厦门会议”是直销立法进程的分水岭。政府对直销严格控制的态度在厦门会议上表露无遗。这无论对于外资企业还是内资企业都不是利好消息。

这个时候，外资阵营明显地开始分化为安利模式和雅芳模式，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他们开始分别向政府立法机构谏言。有企业通过各种场合呼吁政府开放多层直销，通过国际直销协会对中国立法机构施加影响。

厦门会议的高门槛使内资企业再也坐不住了。他们的身影也出现在跑步队伍中。

由于没有组织性，内资企业与政府立法机构的对话多是非正式对话。但其焦虑的心情却表露无遗。某内资直销企业老总的包里常常装着数十份关于直销立法的建议，无论开什么会，只要遇到商务部或者与直销立法有关系的专家或者是官员，他就会递上一份。他希望通过这种“普遍撒网”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声音。

一位内资企业的老总每个月都要来北京数次，除了打探信息就是找关系向政府谏言。他每次来北京就住在离商务部不远的王府井某酒店里。

内资更多需要借助“曲线救国”的方式。如通过地方官员在非正式场合都向商务部的相关立法小组成员表达建议。专家更是内资依赖的话语者，凡是与立法有关的专家都成为内资企业“围攻”的对象，某位专家在一天之内接到好几家企业的邀请。他们希望通过专家之口对政府立法有所影响。

为牌照“跑部”

在12月1日《直销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后，“跑部”仍然没有结束。牌照是企业走上直销轨道的通行证。

记者得知，某直销企业成立了一个七八人的工作小组，从上海移师北京。据了解，这个工作小组主要工作就是准备申报材料和与政府沟通。“跑部”是这个小组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

目前诸多企业都在忙活着拿牌事宜。“拿牌”是他们的最后一搏。几乎所有的外资企业都组建了专门负责拿牌的小组。

在外资看来，“跑部”是非常正常的一项工作。由于内资企业的政府公关一开始就不如外资企业那么扎实，而且内资企业似乎还有些不习惯与政府的正面沟通。一些有望拿牌的内资企业除了正常的准备资料，向有关部门递交申请的同时还在寻找一些“关系”希望在拿牌问题上多一些胜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