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层代理返利被判无罪，“学力星球”案并未终结传销争议

　　11月4日，新京报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这是一起罕见的无罪判决”》一文，对“学力星球”App涉嫌传销一案进行了深度报道。报道显示，公诉机关未在抗诉期内提起抗诉，一审无罪判决正式生效，任博等五名被告人全案无罪，这场持续三年的争议在刑事层面暂告段落。

 

图片来源：新京报

 

　　但判决的生效，不等于争议的终结。它留下的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一个被法院认定“不构成犯罪”的多层级返利平台，究竟处在合规的安全区，还是悬在行政违法的灰色地带？

 

　　01、控辩分歧与裁判核心逻辑

　　复盘案件全过程，控辩双方对同一套商业模式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定性判断。

　　公诉机关指控，任博等人于2021年研发的“学力星球”手机App，以推销“视频图书馆”商品为名，收取会员费作为加入门槛，发展出38层代理返利层级，并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涉嫌传销犯罪，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辩方则提出，“学力星球”提供了真实且有价值的商品与服务，层级和返利推广模式本质是为了获取客源。除了会员费，平台还存在广告费等其他收入来源，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项目。

　　控辩交锋的核心，指向一个根本标尺：平台商业模式的底层目的，究竟是销售真实的知识服务，还是以知识付费为幌子，以拉新敛财为核心？

　　法院最终认定，平台向用户提供了真实的视频图书阅读服务，会员定价未超出合理区间，有真实的制作、运营与商业合作链条；虽存在按层级计酬返利，但建立在已交付知识服务的前提之上，并非虚构内容骗取钱财；会员依规则可退费，有退出保障；收入来源多元，并不单一依赖新成员人数及其缴纳的会员费——这有别于纯粹“拉人头”、靠后加入者钱财喂养前层的典型传销模型。

　　据此，法院认为，“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人任博等人的行为构成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骗取财物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法院判决，“学力星球”五名被告人均无罪。

 

　　02、无罪背后的现实隐忧

　　这起判决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并不只是“全案无罪”，还有它并未对“38层代理返利、上线依托下线业绩自动获取提成”的模式是否违反《禁止传销条例》作出实体评价。

　　刑事层面的出罪，不能直接等同于行政层面的完全合法。法院否定的是“骗取财物”这一传销犯罪的核心要件；但多层级计酬、团队返利是否属于行政违法层面的“团队计酬式传销”，目前仍处于未被明确界定的状态。

　　这会带来一些现实隐忧。

　　第一，市场主体容易误读判决。部分企业可能将“法院判无罪”理解为“多层级返利模式天然合规”，从而忽视行政监管风险。实际上，刑事证据不足并不等于商业模式已经通过行政合规审查。按照现行司法解释，单纯以销售真实商品、服务为基础的团队计酬，不纳入刑事追责，但依然可以落入《禁止传销条例》规制范围，监管部门有权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行政处罚。罪与违法是两套独立评价体系，不能混为一谈。

　　第二，部分项目可能借判例自我背书。案件当事人此前公开表示，“作为初创App，为了生存与发展获客，我认为这种‘拉人头’式的商业模式较为普遍、常见。” 原本就游走在合规边缘的项目，完全可能借由这份判决的传播效应，为自身的多层级返利模式“背书”，甚至刻意模仿本案的模式搭建合规外壳，通过补充少量真实产品、引入小额第三方收入的方式，规避监管核查。

 

　　03、传销认定标准与新业态的错位

　　“学力星球”案的矛盾本质，是传统传销规制框架、行刑衔接机制，和数字商业新业态之间的适配缺口。传统传销认定规则诞生于线下实体时代，面对知识付费、社群分销，多层返利、推广裂变、广告分成等玩法交织叠加，穿透核查难度显著提升。

　　2005年出台的《禁止传销条例》在2026年迎来首次大修。5月29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禁止传销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首次明确“网络传销”定义，强化资金监测、平台责任和“处罚到人”机制，并对组织策划传销行为提高罚款幅度。但修订稿目前并未正式发布，不能将其视为已经实施的规则。

　　同时，公安与市场监管部门均具备传销查处职权，但两套评价逻辑并不统一：刑事审判重点审查是否存在“骗取财物”，行政监管重点核查模式本身，标准割裂容易造成定性冲突、移送不畅，形成监管灰色地带。一个非常现实的现状是：同样一套多层级分销模式，在不同省份、不同城市，完全可能得到“合法分销、行政违法、刑事犯罪”三种完全不同的定性结果‌，区域执法尺度的差异，将进一步放大新业态企业的合规焦虑。

　　多位专家认为，“学力星球”案更合适的做法是，司法机关审查作出不起诉或无罪判决后，还应督促将案件移送至市场监管部门处理，达到“既不放纵，也不滥刑”的监管状态。但根据新京报的报道，“学力星球”暂未收到相关行政处罚通知。

　　“学力星球”案的无罪判决，确立了“真实服务+合理定价+多元收入+退费机制”可作为抗辩“骗取财物”要件的重要事实依据，但绝不意味着多层级返利模式可以“拿来就用”。

　　一个判例只能解决一个人的罪与非罪，统一不了全国同类业态的执法尺度。能接住这个问题的，是修法之后更清晰的实质判断标准，是行刑之间那条被真正打通的双向衔接通道，也是每一次“无罪之后仍有说法”的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