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界定社交电商模式与传销的界限

　　对于目前严重困扰社交电商行业的涉传问题，应如何处理?执法部门应如何把握合法的社交电商与传销之间的界限?对此，值得在学理上深入讨论。

　　笔者在多个场合以及相应文章中强调，目前很多地方的执法部门对社交电商涉传问题的认知，以及相应的执法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多方面。

　　从客观方面看，我国关于传销的相关立法，特别是2005年制定的《禁止传销条例》所采取的规范模式，在实践中通常被作出了带有明显的形式主义特征的解读。也就是说，只要相关行为在客观上表现出所谓的“拉人头”、收取“入门费”以及团队计酬的特征，就被认为构成传销。至于具有相关特征的行为究竟产生了何种社会危害性，则往往不受关注。

　　此前，关于传销行为的这种形式主义的认定模式，在实际执法中并没有出现重大偏差。绝大多数具备相应的外在形式特征的商业模式，都在实质上具有欺诈性，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危害性，对其进行坚决打击毫无疑问是应该的，而且符合立法目的。

　　但是，随着社交电商的兴起，的确出现了这样一种电商模式，其外在表象呈现一定的团队计酬、人员形成层级关系之类的特征，但透视整个商业模式可以发现，其商业体系中的资金具有正当来源，也注意消费者权益保护，不仅没有扰乱社会秩序，反而拓宽了很多人的收入来源，为商家寻到了产品的销路，创造了积极的社会效益。

　　对于这样的商业模式，如果仅仅因为在形式上与传销具有一定相似性，就要将其界定为传销而予以取缔、处罚，显然不妥当，也在根本上违背了《禁止传销条例》的立法宗旨。笔者难以想象立法者在立法的时候，希望将其试图打击的传销范围延伸到这些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并且明显有积极社会价值的商业模式上来。

　　对于这种情况，笔者多次呼吁在认定传销的时候，要结合《禁止传销条例》第一条关于立法目的的规定，第二条关于传销的概念界定中提到的“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构成要件，从形式特征与实质的社会危害性两个角度综合判定，合理界定正常的社交电商模式与传销之间的界限。

　　执法部门在处理渉传案件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对相关商业模式是否具有实质社会危害性的分析和论证，而不能只看外在形式特征。因为，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商业模式的创新，的确出现了与传销在形式上相似，但实质上完全不是一回事的商业模式。将这些商业模式界定为传销，存在极大的误伤无辜商家、扼杀创新模式的风险。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 薛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