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组织里：编写“洗脑话术”的人，都是什么级别的“大神”？

　　“洗脑的资料是经理以下级别的人不能看到的东西，那里面记录了从邀约到骗人交钱的整个环节。”

 

10月24日，几个“经理”邀请新人吃饭，一女子试戴“组织”给“经理”发的金牌。 

 

　　2018年10月9日，成都女大学生李欢向四川警方举报父母从事传销（大学生李欢与父母的“战争”），并将自己卧底父母所在的“中绿”传销组织窝点所记录的大量文字、图片和录音资料，交给了警方。

　　10月23日，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从北京前往四川，对李欢父母进行反传销“解救”工作。李欢父母表示，不再进入传销组织。

　　当李欢父母正在接受反传销“解救”工作的同时，新京报记者“潜伏”其加入的“中绿传销”，发现“中绿传销”在“李欢事件”后，为躲避查处，迅速变换窝点，将原本集中居住的传销人员分散到秦皇岛市的各大小区，将“中绿”的名字改为“中国商务商会”，将原本的“众筹模式”变为“分享经济”。

　　传销头目鼓吹打造“中产阶级”，渲染“西方经济侵略”，以此来增强内部凝聚力；伪造“国家政策”，通过展示黄金等财富，来维持谎言。实际上，传销组织并无产品，也无实体，依托民间资本累积财富，讲师口中的赚钱模式仍是拉人头入会，“投2900元赚130万”成了组织上下的目标。

　　有传销高层表示，在秦皇岛有数万人参与传销，分别以家庭为单位租住在各小区。为了躲避查处，该组织严格控制新人进入，新人进入后需要接受“组织”检查。

　　在记者卧底期间接触的各级别“领导”中，一些因传销而陷入困境的人自称幡然醒悟，向记者描述传销组织骗人内幕：谎言邀约新人，编织暴富梦洗脑，撰写全套话术操控资金盘。

 

　　被“隔离”的传销经理们

　　2016年底，吉林人张凤兰在海南的生意失败，经过朋友的介绍，她来到秦皇岛考察项目，想另谋生路。

　　根据张凤兰描述，在当时推荐人于光明的鼓动下，她了解到拉人头致富的赚钱模式，后来她发现进入的是传销组织。“一开始投了十几万进去，想赚回来，就跟着做了，”张凤兰回忆，于光明和其他几个经理建立资金盘后，开始疯狂拉下线，“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拉了200多人。”

　　后来，有记者卧底进入“中绿”传销组织，于光明手中的一条线被执法部门端掉。“他开始低调一些，让没被抓的人分散居住，”张凤兰说，为了避免再次被打传办查处，于光明制定规则，“一套房里的居住人数不要超过五个，有人敲门不要开，必须电话通知后才开门。”

　　进入平台两年，张凤兰前后总计投入了60多万元。自己也曾拿到过钱，但是并没有超过投资的成本。后来，她发现她所带领的下线越来越多，“很多人赚不到钱，有闹离婚的、有妻离子散的、有失踪的、有想自杀的。”张凤兰意识到，“这个平台最大的危害是在伤害人的思维，创造更多的‘难民’去满足金字塔顶端的人。

　　根据张凤兰回忆，今年6月，她约于光明在秦皇岛一家酒店见面，谈准备离开传销组织一事。因为投入巨额成本，张凤兰想让于光明退总投资成本的一半，30万元。

　　“一开始，他（于光明）是答应的，”张凤兰描述，“后来再联系于光明就没信儿了，电话也不接，人也找不到。”

　　张凤兰被“隔离”了。

　　辽宁人宋华芳也是“经理”之一。她在2016年底来到秦皇岛，加入传销组织。在将儿子结婚用的30多万元投入进去后，到目前为止，宋华芳一分钱也没收到。

　　她曾找到过于光明夫妇理论，“为什么平台没按照规则给她发工资。”宋华芳回忆当时的情景，“他（于光明）们夫妻二人一开始说给我查账，到最后直接失去联系。”

 

　　114页的“洗脑话术”

　　作为曾经的组织最高职级“经理”之一，张凤兰参与过洗脑话术的编写，“洗脑的资料是经理以下级别的人不能看到的东西，那里面记录了从邀约到骗人交钱的整个环节。”

　　张凤兰说，洗脑话术又叫做《分享经济运作流程》，分为上、下两册，洗脑话术由A4纸打印，全卷共114页，封面是圆梦园公园大门照片。

　　新京报记者翻阅洗脑话术发现，上册主要包括“分享经济”、“分享经济运作流程”、“分享经济运作宏观概述讲稿”、“制度讲稿”、“考试题”等十四个章节。在这些章节里，均被冠以“国家政策”、“暗中扶持”、“打造7亿中产阶级”等词汇、语句作为骗人幌子。

　　在《分享经济运作流程》一章节中，新京报记者发现传销组织对“见现实”的解读为：现实求证，成功人士现身说法，包括去茶楼、酒楼小规模交流以及酒会，与成功人士分享。“这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宋华芳说。

　　“中国商务商会”传销组织在邀约新人来的时候，需要设计谎言。在洗脑话术中，提出明确要求：根据邀约的方式不同，设计不同的揭谎稿，话要适度，以揭谎对方能接受，能使对方快速地稳定下来为上，语言不能急，要流畅巧妙。

　　而在下册中，传销组织设计好了“开课”、“主持”、“带人”、“公司的四大杀手”、“运作模式”等23个章节。

　　新京报记者翻开“主持”章节内容发现，上面记录的问答式话语与在卧底期间经历的宴会上如出一辙。甚至连“经理”们讲话的内容也是照搬洗脑话术上的内容作为模板。

　　“说到底，这些传销组织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让新人交钱，自己赚钱，至于下线，连哄带骗。” 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说。

 

传销组织“中国商务商会”印制的传销手册。

 

　　难觅踪迹的传销高层

　　张凤兰和宋华芳表示，她们在对“平台”提出异议后，均被平台“拉黑”。

　　她们想去找于光明理论，想讨回自己投资的巨额资金。“但是一次次地被拒绝，到现在，人都找不到”。

　　新京报记者在卧底期间发现，本该是全体新老成员参加的酒宴，张凤兰和宋华芳均未出席。“他让手下的人不要通知我们，让我们和他断开联系，有什么活动也不告诉我们。”宋华芳称，她和张凤兰一样，失去了平台的联系，也无法找到于光明，两人加起来的近100万元全打了水漂。

　　于光明和王建华有意阻止张凤兰和宋华芳参加活动以及各类会议。这在新京报记者卧底期间得以验证。10月25日下午4时，当刘文君提出想去参加在首旅京伦酒店召开的酒宴时，被王建民和王建华兄弟四人拒绝。王建民私下告知刘文君，“如果你要去的话，大家都去不了。”

　　“他们（王建华四兄弟）知道我和她们（张凤兰和宋华芳）有联系，所以提防着我。”刘文君说，于光明在躲着她们，“生怕她们惹出事端，导致窝点被端”。

　　没有人知道于光明和王建华的具体住所，只是每当有超过两个新人加入“平台”时，他们才出现在“洗脑”的会场上。

 

10月23日，传销组织的一男一女专程到车站接作为新人的记者。 

 

　　记者卧底期间，王建华曾表示于光明是大连城建局的干部，但记者核实，大连城建局根本没这个人。

　　“经理们所有的行动都是临时通知，没有规律，”宋华芳说，自从上次被中央电视台曝光后，于光明等人就换了住所，“现在住在哪里，根本不知道”。

　　“李欢事件”后，“每次进来一个新成员，王家那几个弟兄就会在趁人不注意的时候翻人家带来的行李，还会检查新人的手机，”刘文君说，这是为了预防记者和公安的卧底。

　　10月23日上午，新京报记者卧底进入上述传销组织。在外出购买洗漱用品的近一个小时后发现，记者放在王建民家里的包裹被挪动位置，包里的衣服存在被翻动的痕迹。

 

　　升级换代的传销方式

　　2006年，在经历过传销陷阱后，李旭成了一名反传销人士。他自费建立了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并担任会长。

　　过去十多年里，李旭的协会每天都能接到上百个求助电话，咨询如何预防和应对传销，他也被媒体称为“民间反传销第一人”。

　　李旭介绍，随着国家的不断打击，近几年来，南派传销将这套“纯资本运作”传销变种为“民间互助理财体系”（燕郊传销组织的一种模式）后，又在秦皇岛变为“分享经济”。李旭在对李欢父母进行反洗脑工作时了解到，“中绿”传销组织又把43500元的入门费用，降低到一单2900元和满单（15单）43500元的模式，从而形成了投资成本更低的新型变种传销。

　　在这个传销系统里，不限制人身自由、严格控制扰民，绝对不发展本地人，参与者又能自由消费。李旭表示，这些不同以往的传销手段，都能让传销者不断地拉来新人，而不被发现，也正因为这样的一个管理模式，王建民和其他人将这个定义为“透明的分享经济项目”。

　　很多受害者被洗脑后，一步步地变成“加害者”。

　　李旭说，在传销里面的小头目，都是曾经的受害者。他们有双重身份，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在没有洗脑之前，他算是一个受害者。当他被洗脑以后，他也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加害者了。

　　“打击传销的法律门槛太高，处罚太轻，取证非常困难，传销组织屡打不绝”。李旭介绍，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对参与传销的人是以批评教育为主，顶多就是遣散。“遣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被洗脑了，执迷不悟，你打不散、赶不走。治标不治本。除非抓头目，摧网络，把头目抓了，自然底下就散了”。

　　（文中涉传销人士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