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前9个月228名老板逃逸 欠员工薪酬7593万

9月26日，浙江温州，遭遇企业突然倒闭、老板逃逸的信泰集团员工离开公司

        共欠14644名员工7593万元薪酬创纪录 应急周转金已垫付其中4256.5万元

        据《东方早报》报道，受宏观调控、资金链断裂等影响，今年1-9月浙江共发生228起企业主逃逸事件，为近年同比最高，其中不乏员工数千人的企业。早报记者昨天独家获取的浙江官方关于企业主逃逸的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这些企业共拖欠14644名员工7593万元薪酬，欠薪人数和欠薪数额均为历史之最。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于2004年12月首创的“欠薪应急周转资金”在企业主逃逸后发挥了重要作用，老板跑路3-5天，地方政府即给员工垫付拖欠工资，全省至今未因此发生一起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9月底完成的“报告”认为，随着元旦、春节传统欠薪高发期的临近，今后3个月欠薪逃匿案件还将持续高发。

        今年4月就有老板跑路 而往年临近年末才有

        跟往年临近年末才有企业老板跑路不同，今年浙江自4月起就有老板跑路，之后逐月增加，至8-9月达到顶峰。

        “9月21日温州1天跑了8家企业的老板，228起企业主逃逸事件与去年同比增长41.6%。”浙江主管部门人士介绍，浙江跑路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不乏一定规模和知名度的企业，如眼镜行业龙头企业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报告”显示，往年七八成的老板跑路多发生于外地人租赁经营的加工厂或小作坊，员工仅数十人，其中建筑包工头占了很大份额，可今年却没有一起；即便是发生在金融危机的2008年，浙江因老板跑路而欠薪的员工数量也只5000-6000人，可今年1-9月便达14644人，与去年同比上涨197.9%。7593万元的欠薪总额与去年同比上涨361.9%，其中欠薪数额最多的为温州瑞安恒茂鞋业，共欠上千名员工薪酬600万元。

        事发前没有明显征兆 诱因均为资金链出问题

        9月，温州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员工外出旅游。2天后员工返回，发现老板和设备都“蒸发”了，事先没有一点征兆。“报告”认为，近期发生的老板跑路事件，多数是在企业生产经营表面正常情况下发生的，事发前没有明显征兆。其诱因基本相近，主要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信贷紧缩、民间借贷、经营不善、盲目担保引发资金链断裂，如央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银行首先收缩中小企业贷款，转而寻求民间借贷，但高额的利息使得企业不堪重负，直接导致企业破产倒闭。另外，原材料上涨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也加大了企业生存压力。

        6月下旬至7月上旬，阿里巴巴集团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走访浙江宁波、温州、台州、金华、嘉兴、湖州和绍兴7个城市的94家小企业、4家专业市场和12家当地银行，并通过网络问卷形式对浙江2313家小企业进行网上调研，同时结合阿里巴巴对杭州本地小企业的走访和调研结果形成《小企业经营与融资困境调研报告》，认为长期以来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一直较为突出，小企业并不是传统银行的主要客户，以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传统金融机构作为主要融资渠道的仅占21%，通过亲友及民间借贷的份额达50%。

        9月27日，温州正得利鞋业有限公司老板沈某从家中跳楼身亡。温州鞋革协会初步判断为沈某是借了民间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希望银行在收贷后继续放贷而不得，迫于压力跳楼。沈某拥有3个女鞋品牌，产品以内销为主，年销售额在4000万-5000万元。在其身亡后，企业运营平稳，管理层最大的希望是银行不要抽资。

        温州败在转型升级缓慢 嘉兴输在发展模式之弊

        老板跑路并不仅发生在频频见诸报端的温州，“报告”统计，除温州以84起居首外，嘉兴、金华、台州分别以49、30、29起紧列其后。

        浙江省公共行政与人才人事科学研究所所长陈诗达表示，温州民间资金雄厚，长期在体制外流动，通俗地说就是高利贷盛行。在宏观调控下，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取贷款，只能转而去借高利贷，令企业不堪重负。另外，温州当地人有四处闯荡、投资的传统，跑路的企业主其主业大多没问题，而老板将自有资金，或者通过主业申请到的贷款投资到了房地产、矿产等大宗商品当中，后者恰恰是当下的调控重点，令其受损严重。如信泰集团的眼镜产业一直在正常经营且具有较高知名度。

        他认为，政府施救之前，必须先搞清楚企业资金困难的原因，只有主体产业遇到资金困难的企业才值得救援。政府的重点是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纠正市场弊端，而非直接干预市场。

        “老板跑路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产业转型升级未能很好地完成。”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表示，目前的情况跟2007年-2008年初类似，招工难、生产成本上涨、银根紧缩、CPI高涨，如2008年初高达8.1%，中央提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双防政策。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浙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弊端暴露无遗，但之后为政府救市所“掩盖”，搭上经济复苏的便车，未能利用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进行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温州之所以企业主逃逸高发，是因其转型升级缓慢，滞后于杭州、宁波等地，高新企业等高附加值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例不高。另一方面，温州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城市要素集聚不强，正规金融方式融资能力不强，而民间借贷活跃，企业资金对民间借贷依赖性强，一旦民间资金本身出现困难，老板跑路多发便成为必然。

        相比温州、金华、台州等民营经济活跃地区，曾被称为承袭苏南模式的嘉兴以49起企业主逃逸事件名列第二而令人诧异。嘉兴学院教务长徐永良分析表示，苏南模式的最初意义是以乡镇企业、集体经济为主，而非浙南等地的私营经济为主，发展到现在就是以外资大量进入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如苏州、昆山等地。而嘉兴自1995年开始企业改制至今，民营经济占了绝大多数，已脱离苏南模式，反而跟浙南模式相似。嘉兴虽然也有产业集群，如平湖的服装、海宁的皮革、桐乡羊毛衫、嘉善的木业，可大企业不如温州等浙南地区，90%以上为小企业，且利润率较低，外贸依存度高，一旦外需疲软，生产成本上涨，银根紧缩，便会受到较大冲击。

        劳动部门建议本月起全省排查易欠薪企业

        2004年，温州1家企业老板跑路，员工因工资被拖欠，堵塞国道，引发群体性事件。当年12月，浙江首创“欠薪应急周转金”制度，规定地级市政府必须储备50万元以上(含)，县(市、区)政府储备30万元以上(含)的专项资金，用于垫付企业员工被拖欠的工资。

        2008年，欠薪应急周转金标准均提高至100万元以上。实际上，很多地区的该专项资金远高于标准，如温州瑞安市自今年8月以来便提高至1000万元，宁波慈溪市则为3000万元。

        据相关人士介绍，1-9月，浙江应急周转金已垫付欠薪4256.5万元，而往年动用不过1000万元。自企业主逃逸后3-5天，员工便能领到欠薪应急周转金垫付的薪水。浙江劳动部门建议，自本月起开始在全省排查，重点是易发生欠薪和逃匿的中小企业。各地有关部门畅通举报渠道，欠薪举报实行首问责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