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CNI长青的文化渊源 ——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使者

　　CNI长青的创始人都是东南亚华人，他们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爱国情怀，就是不忘中国“根”。CNI长青在马六甲建设的雪邦黄金海岸国际旅游度假村记载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航迹；CNI长青曾携媒体代表与马来西亚首相对华特使丹斯里黄家定互访；接待马来西亚总商会的成员来华调研；邀请著名学者于丹、易中天等为当地华人讲授中华文化的活动，为促进中马两国的文化交流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担当了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文化交流的使者。所谓“历史使人明智”，对CNI长青文化渊源的追溯，将把每一个热爱中华文化的人带入历史的长河，体会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

 

 

　　今年7月15日在参加青岛旭峰美术馆举行的“海上丝路艺术季——探索”开幕时，本刊记者参观了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各国艺术家的近百件作品，并深深地感受到了海上丝路沿岸各国的艺术风貌和来自南洋异国风情的活力色彩。

　　中国总部设在青岛的马来西亚华人企业CNI长青参与并支持了此次艺术展，CNI长青大中华区总裁白镜亮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他表示：“艺术展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透过这扇门，我们可以探寻东南亚各国的历史、人文、艺术面貌；透过这扇门，我们可以了解海上丝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对沿岸各国的积极影响。所以，我们今天的艺术展的意义必将是深远的。身为马来西亚华人企业，长青中国积极履行着企业社会责任，每年在许多省市开展慈善公益活动。我们愿意和各位来宾、各位艺术家携起手来，为促进各国的文化交流，促进各国的民间交往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这段话令记者对CNI长青的印象很深刻，引导人们进一步了解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以及东南亚与郑和下西洋之间的历史渊源。追溯CNI长青国际集团的发展史，CNI长青国际集团是由多位东南亚华人企业家于20世纪80年代共同创立的。1993年进入中国香港，2009年开启中国台湾市场，2013年CNI长青中国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颁发的第41张直销经营许可证，正式启动在华直销事业，也是第一家总部落户青岛的外资直销企业。

　　提到青岛，也许大家就会想到山东，想到山东就自然联想到儒家文化，长青“以人为本”的原则、“天时、地利、人和”的理念都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长青中国还一向热心公益，乐于担当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文化交流的使者。

　　长青曾携媒体代表与马来西亚首相对华特使丹斯里黄家定互访；接待马来西亚总商会的成员来华调研，邀请著名学者于丹、易中天等为当地华人讲授中华文化的活动，为促进中马两国的文化交流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受到“扎根亚洲、放眼世界”的CNI长青的触动，让记者更加想要探究“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之间的交流”、追溯长青与中国文化及东南亚文化之间的渊源。

 

　　CNI长青的成长地马来西亚的地域文化

　　马来西亚历史是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历史的一个近代分支。从文化上和语言上一直到今天的马来西亚与马来群岛没有多少区别。出于外部的影响，这个地区今天分为六个国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汶莱和东帝汶。而CNI长青的成立过程简单地来说是这样的：1986年印度尼西亚CNI公司( Creative Network International）成立；1989年，马来西亚长青公司（Forever Young）成立；1993年，印度尼西亚CNI和马来西亚长青结盟，正式成立CNI长青国际集团，从此长青就是CNI，CNI就是长青。这样具有厚重历史的企业不得不让人有极强的欲望去探究其历史文化积淀。

马来西亚在地理上位于重要的文化中心之间，在其西部是印度教的印度、伊斯兰教的中东和基督教的欧洲，在其东北则是中国和日本。从印度、中东和欧洲去往中国的船只必须经过马来西亚地区，而最直接的海路就是经过马六甲海峡。因此马来西亚自古是各个文化相交的地区，是重要的商路，这个地理位置为马来西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同时也使得当地人一再沦入外国势力的影响和支配。

 

　　马来西亚独立前马来亚地区的历史可以按照外界影响的主要因素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中从印度来的印度教文化占支配作用，从苏门答腊起家的三佛齐是这个阶段的顶峰阶段，从7世纪至14世纪它统治着马来文化的大部分地区。

　　第二阶段从伊斯兰教的到达开始。伊斯兰教是于10世纪到达马来亚地区的，并逐渐扩散到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的大多数地区。三佛齐王国（又作室利佛逝、佛逝、旧港）覆灭后这个地区分裂为众多小的苏丹国，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六甲苏丹国。伊斯兰文化对马来人影响深刻，也受到马来人的影响。

　　第三个阶段是欧洲殖民势力的入侵。1511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荷兰和英国继踵而至，建立了檳城和新加坡等基地。1824年的英荷条约分割英国与荷兰在马来亚地区的势力圈，人为地将英属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分开，后来荷属东印度成为印度尼西亚。

　　欧洲殖民势力同时也引入了第四个影响势力：为了满足其殖民经济的需要大量中国和印度劳工移居到英占马来半岛和北婆罗洲。中国和印度移民成为经济和职业上的支配势力，对当地的马来人（祖先也是外来民族）造成巨大的威胁，马来人甚至面临在马来半岛上成为少数民族的危险。

　　1942年至1945年日本占领这个地区，给英国在东亚的势力带来致命的打击。虽然日本占领的时期相当短，但是它激起了马来亚和其它地区的反殖民民族主义。马来人的民族主义又激起了华人的反对。华人怕马来人和伊斯兰教的支配地位，许多华人因此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在英国军方的强烈镇压和马来人与华人政治领袖的协商退让下共产党暴动被扑灭，1957年独立的、多民族的马来亚联合邦成立。

 

 

　　1963年英属的新加坡和北婆罗洲加入联邦，马来亚更名为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克服了这个危机，也克服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冲突的危机，但其内部的矛盾导致了1969年的种族冲突。马来西亚进入紧急状态，政治生活和国民自由受到限制，这个措施维持至今。从1970年开始马来西亚全国巫人（马来人）统一机构在华人和印度人领袖的协助下组成国民阵线，在马来西亚几乎达到一党制的地步。

　　在巫统的统治下马来西亚经济发展快速，1990年代几乎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削弱政治上的不和，但也掩盖了政治上权利转向马来人的趋势。在巫统不停的统治下华人对经济的垄断和印度人对职业的垄断皆被巫人有系统地以行政权力打破，马来人的商业和职业阶层建立。

 

　　从“海上丝绸之路”看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

　　此次CNI长青携手“海上丝路艺术展”的主要目的是共筑东南亚文化交流平台，这不由得让人产生一系列的疑问：“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在历史上有什么样的联系？中国与东南亚有什么样的历史渊源？为什么华人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23%？CNI长青的企业文化与发展理念又受到中国文化的哪些影响？

　　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分析“海上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发展情况。《汉书·地理志》记载的中西海上交通路线是早期的“海上丝绸之路”。根据朱杰勤教授的考证，当年汉武帝派遣外交使节及随行商人出洋访问东南亚和南亚的行程如下：从日南、徐闻、合浦出发，先后抵达都元国（今越南岘港）、邑卢设国（今泰国叻丕）、谌离国（今缅甸丹那沙林）、夫甘都卢国（今缅甸卑缪）、黄支国（今印度建志补罗）、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再从已程不国返航，在归国途中，不再途径马来半岛的克拉地峡陆路，而是经由马六甲海峡，绕过马来半岛南端，到达皮宗（今越南平山），最后回到日南郡的象林界。上面所说的途径马来半岛或经由马来半岛南端，显然是经当今的马来西亚的东马和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从往返路程看，这条航线经过今日东南亚的多数国家。“海上丝绸之路”始于秦汉，兴于唐朝，在明郑和下西洋时达到高潮。CNI长青国际集团旗下的雪邦黄金海岸国际旅游度假村，所处的马六甲海峡是沟通世界文明的航道，记载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航迹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CNI长青国际集团旗下的雪邦黄金海岸国际旅游度假村的建设不但承载着本地经济和世界文化的重任，而且传承着郑和下西洋的辉煌和促进各国民间友好交往的使命。

　　从中国与东南亚在历史上互通有无的交流来看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历史。《明史》记载：“三佛齐（存在于大巽他群岛上的一个古代王国，在鼎盛时期，其势力范围包括马来半岛和巽他群岛的大部分地区。唐宋两代三佛齐王国多次来朝，明代时亦常来朝，明王朝也在此地设置过旧港宣慰使），古名干陀利。刘宋孝武帝时，常遣使奉贡。梁武帝时数至。宋名三佛齐，修贡不绝。”从史料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外交关系以及古代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可以说中国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几乎遍及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各个领域。例如，东南亚各国的语言中有相当多的汉语（尤其是方言）借词这一事实，最能反映中国在精神文化方面对东南亚的影响。在马来语中的汉语有1200 多个（其中闽南方言借词约占90%）；泰语中的汉语借词，每千字中至少有300 个；菲律宾学者指出，在他加禄语词汇中，约有2%可能来自汉语。

　　从具体数字来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之间的渊源。从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显示，截止到2015年，马来西亚总人口30638600人。其中马来人56%，华人23%，印度人7.3%，其他种族0.7%。而在1957年，华人人口比例约为马来西亚总人口的40%，虽然华人在马来西亚人口比例呈下降趋势，但是马来西亚依然是世界上除中国和新加坡以外华人人口最多的国家。究其历史渊源，唐朝时期就已有少量唐人南下马来半岛一带进行商业活动, 但当时唐人主要是暂居经商，并无大量定居。到了明代，有大量叛军和回民开始迁居南海一带(即马来群岛)，再加上郑和七下西洋期间,每次出使西洋的船队庞大,人数均近3万人,要历时一年半以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些中国商人利用马六甲的优良地理位置在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并移居马六甲。华人大规模的南迁，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的，当时大清战败，中英签署《南京条约》，大清承认国民前往海外谋生的权利，由于当时大英帝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以开发马来亚半岛，大量的大清工人从大清输入到马来亚半岛成为矿工、种植工人等。在蒸汽船使用后，大清子民南来的数量更是急剧上升。此时到来的大清移民人数已经大幅度超越早期的峇峇娘惹（大明国后裔，是中国人和马来人结婚后所生的后代）。上述移民活动就是指长期以来大量中国人移居东南亚的过程，他们成了东南亚的华侨或华人，也成为了促进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主角，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今天的CNI长青集团，左手“刀叉文化”，右手“筷子文化”，一方面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模式；另一方面汲取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创新中弘扬和发展中国文化。CNI长青的领导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命的延续，坚持“以人为本，提倡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力求协助伙伴打造和谐的小康之家，建立伙伴爱心与信心推己及人的双心工程，共同营造与伙伴共赢的事业承诺。CNI企业文化里的经营理念是以东西方结合的思维模式，对内，CNI长青采取严谨系统的管理规范；对外，是儒家思想以人为本的家庭价值观及归宿文化。CNI长青一直以来秉持着科学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可协调发展、可全面发展及有意义发展。

 

　　从“郑和下西洋”看东南亚华侨的崛起与发展

　　尽管明朝以前，东南亚华侨已经有了一定的基业，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属于零星分散、带有偶然性、冒险性，缺乏国家政府支持的情况。而到了明朝，郑和的七次下西洋完全改变了东南亚华侨过去不安定的形势。郑和不但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位空前的航海探险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外交家和军事家，所以对东南亚地区来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对于东南亚的华侨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郑和七次下西洋，大批福建人士跟随郑和出使远航。有些人到了东南亚各地，就没有回来，成为当地新一代的华侨。

　　《明史·婆罗传》载：“万历时，为王者闽人也，或言郑和使婆罗(今之文莱)，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其后人竞据其国而王之。邸旁有中国碑，王有金印一，篆文作兽形，言永乐朝所赐。”何乔远《名山藏》也记载：“娑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国有东西二王，永乐四年，各遣使朝贡。其国负山面海，而谨佛教。今王为闽人，随郑和至留其国者。其府旁有中国碑，王有金印一，上篆文作兽形，云是永乐中所赐。夷人嫁娶请印印背上。”正因为郑和下西洋之后，使大批的“闽人”来到婆罗洲定居，使婆罗洲逐渐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华侨群体，所以才有条件让福建人做了“婆罗国”的“国王”。后来婆罗洲也就成为华侨在东南亚建基立业的一个重要的根据地。

　　郑和下西洋的结果，是更多的中国人，特别是福建沿海各地人民大量迁往东南亚各地谋生，使东南亚的华侨群体数量大增。据《闽都记》载：“明永乐时福州商人赴麻喇国(马六甲)者，有阮、芮、朴、樊、郝等姓氏，往麻喇国多年，娶番妇生子，率之返国。”莆田县城关《林氏族谱》也记载该姓族人，于明永乐年间有到暹罗经商的史实。原福建汀州人谢文彬，昔年因贩盐下海，为大风飘人暹罗，改名美亚，遂仕其国，官至岳坤(岳坤，相当于中国的“学士”)据史金纳《古代的暹罗华侨》一文中记载，16世纪时期，中国人在暹罗到处定居，到17世纪后半期的暹罗，至少有华侨10000人。当时在暹罗华侨聚居之处称之为“奶街”(相当于以后世界各地的“唐人街”)，这些史实，都说明郑和下西洋之后，东南亚各地的华侨群体在迅速地发展。明代何乔远《名山藏》一书，也记载菲律宾(古称“吕宋”)一地就有闽南商贾数万人之众。另一本书载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的华侨人数，在1571年是150人，至1588年增至10000人，至1590年，增至24000人，而至1603年已达到30000人之众。

　　自从郑和下西洋之后，的确在中国华侨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朱杰勤在《东南亚华侨史》一书中还提到：“据1613年伊里亚狄手绘的满刺加(马六甲)城市图，在满剌加河西北有‘中国村’(今吉宁仔街水仙门一带)，漳州门及中国溪三地名，即华侨居留地。”在今马六甲的三宝山，至今还保留着祖籍福建漳州的甲必丹郑芳扬等倡建的闽人用于祭祖的青云亭和“青云亭碑记”。

　　明代的东南亚，实际上已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影响。当时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海上贸易控制权，一般都掌握在华侨手中，在东方和西方贸易的海路商运道上，航行的几乎都是中国制造的远洋航船。在明朝船队支持下而崛起的马六甲(满剌加)，地处东西方海上交通的要冲，控制着马六甲海峡。郑和下西洋期间，在这里设立了“官厂”，作为中途候风转航的交通中心站。巩珍《西洋番国志》云：“中国下西洋船以此为外府，立摆栅墙垣，设四门更鼓楼，内又立重城，盖造库藏完备。”“将各国诸色钱粮通行打点装封仓，停候五月中风信已顺，结舰回还。”这就为马六甲的海上贸易的发展加固了基础。当时马六甲的政府特设了一名官职叫沙班达尔，专由华商担任。其职务是联系和接待进出于马六甲的外国商船、船长、管理海上贸易。沙斑达尔的经营和管理直接关系到当时贸易的盛衰。可见马六甲政府对于华商的器重和信任。

　　郑和下西洋以后，由于大量华侨涌入东南亚，并且受到东南亚土著居民的欢迎，华侨在当地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发展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事业，促使了东南亚经济的发展。

　　东南亚各国，对中国的商品非常喜爱。而这些商品，都是由华侨商人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从中国运过去的。华侨运往东南亚的商品，从王室所需的各种高档消费品，到人民大众的生活、生产所需的各种必需品，应有尽有。主要有丝绸、陶瓷、皮革、染料、木梳、雨伞、草席、家具、金银器皿、锡、铅、水银、铁锅、铜线、锡制品、蜂蜜、花生、烟叶、茶叶、小麦、菜油、龙眼、荔枝、西瓜、笔、墨、纸、书籍等等，包罗万象。这么多的商品，对东南亚的经济和文化都有巨大的影响，促进了东南亚地区的资源开发利用，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东南亚社会的繁荣和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华侨在东南亚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把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播到东南亚各地。从而提高了当地的社会生产力。福尔蔓《菲律宾群岛》云：“华侨工匠在菲律宾谋生过程中，除了自己的手工产品满足当地日常需要外，还把当时中国某些先进生产技术传授给菲律宾人。例如他们教会菲律宾人榨蔗制糖和炼铁的方法。”此外，华侨还把种植水稻、水果、茶叶等农业园艺方面的广泛知识传授给东南亚的土著人民，大大地促进了整个东南亚社会的进步。

 

 

　　CNI长青情系中国“根”

　　东方文化以情动人，待人以真诚。作为CNI国际集团创始人高程祖博士的处世之道便是“以诚为本、以诚动人，为人处世皆和谐圆融”；公司企业文化的核心便是“诚心”和“信心”，称之为“双心”工程。我曾在一篇关于东南亚华人企业的成功之道的文章中看到这样的总结，“东南亚华人的成功因素之一是“诚实守信”，因为华人企业深明信用之道，一方面是信用他人，另一方面是被人信用。凡是失去信用的人，生意注定失败，能取信于人的企业才能得以长久发展。” CNI长青集团的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这种理念拥有了无限的潜力。

　　CNI长青企业创始人多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他们从小受到东、西方两种文化的教育，把两种文化形象地比喻为“筷子文化”和“刀叉文化”。他们从小就牢记自己身上流淌的是中华血脉，自己是炎黄子孙，根在中国，所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爱国情怀。奉《周易》中所说的“天之所助也，顺也；人之所助也，信也”，以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自己的信条。把诚心和信心作为公司文化的核心，称之为“双心”工程。经常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德兴业，福以德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以及“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以渔”等等，这些熟知能详的中华民族的名人名言挂在嘴边。

　　在东南亚的华人根据地区、方言、血缘、职业及教信仰等不同的原则组织会馆。这些会馆作为一种组织来满足华人的社会文化、经济及政治需求。目前在马来西亚约有9000个华人社团,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市镇都有华人社团的存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团除了代表民间与政府对话外，主要起到了推广中华文化事业与支持华文教育的作用。在推广中华文化方面，由各州中华大会堂轮流主办全国华人文化节，于1985年成立的华社资料研究中心除了设立资料馆保存华社的重要资料外，也会不定时的出版研究读物和举办座谈会；地方上的社团也为会员们开办书法、绘画、舞蹈等文艺班。在华文教育方面，自华侨于1819年在槟城建立第一家华教私塾“五福书院”开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傲然独立并发展成为除中国大陆和台港澳之外，海外规模最大、最为完善的教育体系，成为马华社会的特色和骄傲。目前，中国在马来西亚的留学生达到1万多人，马来西亚在华留学生也达到1000多人，他们成为促进中马两国合作交流和马来西亚发展华文教育的有生力量。

　　CNI长青创办人高程祖说：“我小的时候，中国和马来西亚没有邦交，对家乡的印象就像水墨山水画，淡淡的朦胧的神往”。正是有这种神往，一旦祖国改革开放以后，他就产生强烈地报效祖国的赤子情怀，到中国来投资，来建厂，把唐龙酒、蜂皇浆、蜂皇乳、灵芝、鹿茸等中国传统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往国外，把于丹、易中天等国学大师请到马来西亚去讲学，出资赞助华文学校，让中华文化在企业中生根开花，并吸引在马来西亚的外国侨民也来学习中华文化。正是他们这种赤子之心、中华情、以祖国为坚强后盾的信念，让CNI长青走上了成功之道，并不断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